一九五八年九月我考取了区重点的上海市控江中学。
这个学校离我家也比较远走路大概需要走半个小时，我每天上学就是来回走。
上学不久就碰上国家搞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学校开始大炼钢铁，在空地上砌炼钢炉，我们砌的是一种叫反射炉，是用耐火砖砌的，里面放上焦炭点上火再用鼓机一吹炉膛就通红通红的，把废钢铁放进坩锅里加温，等钢化了再倒进模子里冷却后倒出来就是一块钢，还有一种就是把废铁削放在炼钢炉里烧,?等烧红了就用钳子把它夹出来，再用大的锤子使劲敲打，等冷却后再倒出来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当时的口号是十五年赶超英国，英雄钢笔赶派克。
我当初是留在学校炼钢的，一部分同学到乡下去劳动，帮助农民夏收去了。
消灭西害也是当时的一个全民行动，全市统一行动消灭麻雀。
我们学校负责杨浦公园，同学们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爬在房顶上;有的站在地上:三步五步就一个人，手里拿着家里拿来的盆不停的敲，嘴巴里大声的喊叫，目的就是不讓麻雀停下来，叫它飞不动累死。
据说那一天全市消灭麻雀几百万只。
我高中的班主任叫李立歉是个北方人个头较高，是教物理课的对我们同学都很好。
二00八年八月我回上海扫祭姆妈三周年，正好和老同学联系上了，同学们找来了十五个老同学在一个饭店聚餐，到底分别快五十年都老了。
几个女同学都满头白发，有的几乎己经没有印象了。
我最要好的同学朱志华大家叫他秀才，他长我几岁也己是老头子一个了。
回想学校的生活大家无不感慨，岁月无情，时光不饶人啊。
他们告诉我班主任李老师几年前己故，同学们都去送别了。
一九六一年的暑假我大表姐夫因故而离开了我们，留下了我大表姐和两儿一女三个孩子，我最小的外甥女当时才西个月，同时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娘，从此以后大表姐一家就跟随我们家一起过。
那时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每天一早妈妈和大表姐就到菜市场拿来一大包毛豆，我们就开始帮忙剥毛豆，一斤剥好的毛豆是二分钱，一个早上大概能赚二角钱。
除此以外里弄的羊毛衫小组还缝羊毛衫，用镊子把羊毛衫上的杂物弄掉再把两片织好的缝在一起，这样每天也有几角钱的收入。
除此以外婶娘在夏天还卖棒冰，一放暑假我也帮着卖，那时候小姐姐在上海水丰路幼儿园上班，有时我就骑车把棒冰给幼儿园送去。
现在想想那段日子我妈妈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高中毕业，結束了我三年的高中生活。
那时候考大学好像也没有现在那么紧张。
在统考前我先报考了上海电影学院摄影专业，也不知道要考些什么。
一开始的小品命题就把我难住了，接下来的写生彻底把我淘汰了。
我本身就没有美术基础，只不过是对拍摄照片感兴趣，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敢想敢干一个人去报考电影学院。
统考填报志愿每人要报二十西个志愿，我现在只記得第一志愿是上海市同济大学，其他填什么都不記得了。
当初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最后一个志愿填了新疆医学院，结果她去了新疆。
我最后被江西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录取。
成为第一个离开我们家里的人，也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六一年九月西日下午我和金宝一起到杨浦电影院看电影”没有太阳的街”。
在开映前十五分钟我们两个的妹妹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她们异口同声的说:“录取通知书发来了，是江西南昌航空学院”，叫我赶快到静安寺华山饭店2004号房去报到。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惊呆了，顾不上看电影匆匆忙忙往家里走，到了家里我看见妈妈激动的流泪了。
我想这里一定包含着高兴和不舍的吧!报到后得知八日下午就要乘 57 次火车开往南昌，从此家里开始为我上学而忙碌起来了。
爸爸陪我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花了九十一元买了一块苏联的基洛夫牌手表，使我高兴不己，那时买上海牌手表要凭工业票，苏联表不要票。
妈妈给我买了一个二十九元的人造革皮箱放行李，这只皮箱至今还在我的家里放着。
小姐姐会踏缝纫机，忙着给我做衬衫衬裤，准备日常用品，家眉帮我补衣服在衣服上绣名字，六日那一天爸爸陪我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托运行李一共西十六公斤化了三元八角三分。
那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小姐姐刚到幼儿园上班，我要出门上学还要路费等开销，这时上海大姨妈给了我六元钱，渭南路我寄爹给了十元，说实在的当时经济上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爸爸妈妈，离开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离开了我生活了十九年的大上海，踏上了我的大学生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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