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转达求情的话。
“林医生，那个王女士托我告诉你，她愿意私下赔偿，只要你撤诉。”
小张有些尴尬地传话。
我摇摇头：“告诉她，法庭上见。”
王女士见硬的不行，开始发动她认识的所有人脉。
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女儿啊，有个姓王的女士找到我们家来了，说你要告她，求我们劝劝你。”
妈妈声音里透着担忧。
我一下子怒火中烧：“她怎么会知道你们家地址？”
“她说认识你们医院的人……”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妈，您听我说，这个人非常恶劣，她网暴我，差点让我丢掉工作，甚至想自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可是女儿，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闹大了对你以后工作也不好啊。”
爸爸接过了电话。
我苦笑一声：“爸，您是老一辈人，讲究息事宁人。
但网络暴力不是小事，如果我退让了，只会让更多人成为网暴的受害者。”
我耐心地向父母解释什么是网络暴力，以及它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爸妈，这次我不能退，不仅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所有被不公正对待的人。”
父母最终理解并支持了我的决定。
第二天，李律师给我打来电话。
“林医生，实话实说，网暴官司不好打。
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少则半年，多则一两年。”
李律师实事求是地说，“而且即使胜诉，法院判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也不会太高。”
我笑了：“我不在乎钱多钱少，我在乎的是正义和尊严。”
为了增强证据链，我开始深入挖掘王女士的网络行为。
令人震惊的是，这绝非她第一次网暴他人。
我找到了她在多个平台上的账号，发现她曾经多次恶意差评商家，造谣诽谤邻居，甚至攻击一位因病情恶化而无法及时回应的患者家属。
“网络毒瘤不是白叫的。”
我把这些新发现的证据截图保存下来，发给李律师。
李律师收到后回复：“这些证据非常有价值，证明被告有恶意诽谤的主观故意和惯性。
胜诉把握更大了。”
就在我准备正式提交起诉书的前一天，医院前台打来电话。
“林医生，有位老人家找你，说是关于咪咪的事情。”
我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