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们要让德军知道，”我展开最后一幅示意图，上面用鲜血般的红漆标着反攻轴线，“苏联的冬天不是阻碍，是熔炉！”指向台下的工人、农民、士兵，“你们的汗水是燃料，你们的伤口是淬火剂，你们的怒吼，是让整个欧洲听见的锻铁声！”
一位老矿工突然唱起《共青团员之歌》，沙哑的嗓音像矿石摩擦，却让全场跟上节奏。歌声中，我看见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们互相拥抱，她们的围裙上绣着“胜利”的字样；列宁格勒的代表们紧握着手，围巾上的冰晶在泪光中融化；伤兵们用钢盔当鼓，敲出的节奏比军号更激昂。
“现在，我要告诉希特勒，”我举起缴获的德军元帅杖，将它狠狠砸在讲台，碎片飞溅如法西斯的末路，“当他在柏林的地堡里发抖时，”指向窗外的暴风雪，“我们的T-34正在冻土上播种，我们的喀秋莎正在云层里写诗，我们的人民，正在把他的‘巴巴罗萨’计划，埋进列宁格勒的冰窟！”
全场突然肃静，一位少女代表走上讲台，她的校服改自德军降落伞，胸前别着用弹壳做的红星：“斯大林同志，”她展开作业本，上面用德军的骨灰当墨水，“我们在防空洞里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在冰上生命线》——等胜利了，我要把这些作文纸，贴满柏林的大街小巷！”
我接过作业本，纸页上的字迹歪扭却坚定，每一笔都像刺刀的寒光。“孩子们，”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发丝上沾着防空洞的尘土，“你们的作文，就是未来的历史书——上面每一个字，都要用德军的投降书当纸，用他们的军旗当笔！”
朱可夫突然指向穹顶，那里的红星在煤油气灯下格外明亮：“同志们，1941年的最后一页，”他的声音像破冰船劈开坚冰，“是我们用血肉写成的钢铁年鉴；1942年的第一页，”指向会场外的雪原，“将由我们的铁锤与镰刀共同书写！”
我抓住讲台边缘，感受着台下传递的热浪，后颈的伤疤在激情中发烫——它不再是伪装，而是与千万苏联人共同跳动的脉搏。“现在，”我张开双臂，像拥抱整个会场，“让我们用列宁格勒的冰、莫斯科的火、西伯利亚的风，共同奏响——”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不知谁先开口，《国际歌》的旋律如火山爆发般涌起。伤兵用漏风的牙齿咬字，工人用沾满机油的手打着节拍，农民用握惯镰刀的拳头捶打胸膛，列宁格勒的代表们含着冰碴歌唱，歌声震得玻璃上的冰花纷纷坠落。
我望着台下，看见一位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孩子的襁褓用德军军旗改制，上面绣着小小的红星。她跟着节奏摇晃孩子，襁褓中的婴儿不哭不闹，仿佛知道这歌声是最安全的摇篮曲。
当唱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全场突然举起手中的武器与工具——扳手、镰刀、钢盔、步枪，在聚光灯下组成钢铁的森林。我看见贝利亚也在歌唱，他的声音低沉却坚定，袖口的氰化物香囊在歌声中显得微不足道。
歌声渐歇，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代表走上讲台，他的胸前挂满勋章，却捧着最珍贵的礼物——1918年的旧党章，封皮上的弹孔与我后颈的伤疤遥相呼应。“斯大林同志，”他的声音穿越三十年时光，“当年我们在察里津焚烧粮仓，今天我们在莫斯科锻造钢铁——不变的，是人民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