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卡车驶上列宁格勒的城郊公路。路边的防御工事里，黑洞洞的枪口从沙袋后探出，却在看见叶莲娜的红围巾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口哨声，如同寒夜里狼群的呼应。我看见工事里的士兵们抱着步枪打盹，脚边放着用德军头盔改装的炭火盆，盆沿刻着“列宁格勒不倒”，每个字母都带着刺刀刻过的痕迹，深浅不一，却力透金属。
“去年十一月，发电厂被炸毁后，”叶莲娜指着远处暗红的火光，“姑娘们在地下室支起二十台缝纫机，用皮带连接着手摇发电机。她们踩着踏板唱《喀秋莎》，唱一段就能让探照灯亮三分钟。”她的嘴角扬起一丝骄傲的微笑，“德军侦察机拍回去的照片上，还以为我们有座会唱歌的发电厂——其实，那是二百个姑娘用脚蹬出来的光明。”
经过一座被炸毁的桥梁时，卡车在临时搭建的木板上颠簸，桥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叶莲娜突然刹车，指着桥下的冰河：“看，采冰的队伍。”十几道黑影在冰面上移动，背着巨大的麻袋，腰间别着铁锤，每走几步就蹲下敲击冰面，寻找合适的冰块，“她们在为‘红十月’工厂采集工业用冰，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徒手凿冰，麻袋磨破了背，就把德军大衣反过来垫着——上个月，她们用三天时间运了两百吨冰，让炼钢炉在酷寒中从未熄火。”
东方渐白，冬宫的尖顶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屋顶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防空网，铁丝网上结满冰棱，如同给这座昔日的皇家宫殿披上了一层钢铁铠甲。叶莲娜指着前方广场，那里用德军坦克残骸搭成了一座凯旋门，门楣上挂着巨幅标语：“我们的睫毛上结着冰，枪口上凝着血，但心脏永远为苏维埃跳动”，字迹被风雪侵蚀，却依然苍劲有力。
卡车在列宁格勒市委大楼前停下，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妇人迎上来，军大衣上别着三枚勋章，却捧着一个装满土豆的搪瓷盆：“伊万同志，这是从防空洞菜窖里挖出来的，孩子们说，跑‘生命之路’的英雄该垫垫肚子。”她的声音沙哑，像生锈的门轴转动，却带着温暖的笑意。
我接过土豆，表皮还带着地窖的潮气，凉凉的触感从掌心传来。老妇人突然抓住我的手腕，翻开我的手掌，对着晨光仔细端详：“我男人在察里津打过仗，他说真正的战士，掌纹里都刻着炮火的印记。”她松开手，往我口袋里塞了颗子弹，弹头被磨平，刻着“列宁格勒1941”，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用匕首刻的，“带着这个，纳粹的子弹见了它会绕道。”
晨光中，叶莲娜靠在卡车旁，围巾上的冰棱开始融化，水珠滴落在她胸前的刺青上，锚与麦穗的图案在湿润的布料下显得更加清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到夹着冰花的那页，上面用铅笔写着：“1942年1月5日，伊万师傅带来了莫斯科的火，而我们，要让这火在列宁格勒的每块砖里燃烧。”字迹稚嫩，却充满力量。
第一声防空警报从远处传来，如同生锈的铁皮摩擦声，尖锐而刺耳。叶莲娜突然转身，对着逐渐聚拢的人群举起手臂，红围巾在晨风中扬起，露出里面绣着的“斯大林与我们同在”——那是用德军降落伞的白色丝线绣成的，针脚细密，如同战士枪口的准星。人群中爆发出低沉的“乌拉”，声浪滚滚，震得积雪从屋顶滑落，仿佛整个列宁格勒都在这声呐喊中苏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