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显然没想到我会顶嘴。
徐志远脸色铁青，突然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腕：“把举报材料交出来！
谁给你的？
是不是那个刘寡妇？”
“放开我！”
我奋力挣扎，“材料不止一份，你销毁也没用！”
“反了你了！”
徐母抄起鸡毛掸子朝我打来，我侧身躲开，却被徐志远拽住头发。
疼痛让我眼前发黑，但心里却异常清明。
这就是我忍气吞声两年的“家“，这就是我所谓的“丈夫“。
“离婚吧。”
我咬着牙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
徐志远松开手，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你...你说什么？”
“离婚。”
我重复道，声音出奇地平静，“明天就去民政局。”
徐母尖叫起来：“想得美！
离婚？
门都没有！
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贱人！”
她又要冲上来，被徐志远拦住。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笑了：“好啊，离婚。
但你得写保证书，承认举报信是诬告。”
“不可能。”
我直视他的眼睛，“那些都是事实。”
“那你就别想走出这个家门！”
徐志远怒吼，“我看你怎么去上大学！”
那天晚上，我等他们睡着后，悄悄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
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成人高考的复习资料，还有那本《女性觉醒》的小册子。
其他东西，包括徐家给我买的所有衣物，我一样都没拿。
天蒙蒙亮时，我留下了一封简短的信和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轻轻带上门，永远离开了这个牢笼。
张老师家住在县城东边的教师小区。
她老伴王校长退休前是县一中的校长，对我很热情。
“住多久都行，“王校长笑呵呵地说，“正好陪我们说说话。”
九月开学前，我在纺织厂办了离职手续。
刘姐和几个要好的女工凑钱给我买了套新衣服和一双皮鞋。
“大学生了，得穿体面点。”
刘姐红着眼睛说，“常写信回来。”
1992年9月10日，我站在省师范学院的校门前，仰头看着烫金的校名。
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在我脸上，温暖而明亮。
校园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我拖着行李箱，跟着指示牌找到文学院的报到处。
排队的新生大多十八九岁，看到我时都露出好奇的目光。
“姓名？”
报到处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问。
“林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