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听你们说。”我拉开木椅坐下，椅腿在地板上的刻痕里卡了一下——那是不知哪位战士用刺刀刻的“乌拉”。日丹诺夫推过磨破的笔记本，纸页间夹着冻硬的电报稿，字迹被水渍晕开：“截至1月5日，全城存粮仅够维持19天，”他的手指划过“125克面包”的配给数字，“但基洛夫工厂的产量比上月提高37%，工人们说，每少一口面包，就多一颗射向德军的子弹。”
炮兵上尉展开皱巴巴的地图，上面用红笔圈满了“死亡区”，却在每个圈旁标着“妇女运输队通道”：“德军以为我们的补给线会避开雷区，”他的指甲敲着拉多加湖冰面的蓝墨水渍，“可列宁格勒的母亲们，能用婴儿车推着面粉袋，在雷区走出之字形——她们说，孩子的摇篮能哄睡德军的水雷。”
打字员姑娘递来的报告，纸张是德军劝降传单的背面，油墨未干的“投降吧”字样上，用红笔写着“绝不”：“防空洞里的学校还在上课，”她的手指划过“课程表”，“上午教如何用鸡尾酒炸坦克，下午学用德军钢盔蒸馏饮用水，算术题是计算每颗子弹能换多少克面包。”
日丹诺夫突然指向窗外，那里的建筑废墟上，一群孩子正在搬运砖块，他们的棉袄改自德军大衣，腰间别着用木棍削的“步枪”：“这些‘小战士’负责收集德军弹壳，”他的声音柔和下来，“上个月，他们用五千个弹壳换来了三袋面粉——这是列宁格勒的货币，比卢布更硬的货币。”
马林科夫从空投箱里取出莫斯科带来的物资清单，却在看见日丹诺夫的笔记本时顿住了：那上面用铅笔写着“给斯大林同志的汇报”，字迹工整得像阅兵式的队列，却在末尾画着歪扭的红星，旁边注着“卡佳所画”——就是冰面上那个独眼的女孩。
“说说防线。”我敲了敲地图上用蓝笔标红的“施吕瑟尔堡”，那里的线条比其他地方粗三倍，“科涅夫将军的电报说，你们把每栋楼都变成了堡垒。”日丹诺夫点头，从口袋里摸出钥匙串，上面挂着二十几把不同的钥匙：“这是各个街区的‘战斗钥匙’，”他递给我一把刻着“冬宫1941”的铜钥匙，“每栋楼的地下室都储备着三天的口粮、两箱手榴弹，还有——”他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凝着冰晶，“一瓶伏特加，用来给伤员消毒，也用来庆祝击退德军的进攻。”
炮兵上尉指着地图上用红线勾勒的“红十月”工厂，那里的轮廓被无数小叉填满：“工人们在炼钢炉旁搭了床铺，”他的手指划过“三班倒”的字样，“炉长伊万诺夫连续工作48小时，倒下前把最后一块钢水倒进模具，现在那辆坦克的炮塔上，刻着他的名字缩写——德军的炮弹打中时，会听见‘伊万诺夫在怒吼’。”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位缠着绷带的护士，她的搪瓷盆里装着冻硬的医用酒精棉球：“日丹诺夫同志，该换药了。”她转向我，眼睛在绷带上的缝隙里发亮，“斯大林同志，我们的伤员说，只要您在列宁格勒，伤口就疼得轻些——他们说，您的名字是最好的磺胺粉。”
日丹诺夫撩起裤腿，露出小腿上的弹伤，伤口周围的皮肤呈青紫色，却在绷带边缘绣着极小的红星：“昨天在‘生命之路’巡查，”他任由护士用冻僵的手指换药，“看见运输队的姑娘们把伤员的血收集起来，冻成冰块当路标——德军的侦察机永远不知道，那些反光的冰块，是我们战士的热血在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