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好，窗台宽，能晒豆腐干。”
声音轻得像是怕惊了嫩芽。
黄阿姨往我们菜里多舀了勺猪油，油花在汤面打转：“往后回来吃饭，谢师傅还按九毛算。”
话里藏着些不易察觉的颤。
整理宿舍时翻出压在箱底的饭票本，泛黄的纸页上，谢师傅的记账笔体时粗时细：小李出差那页画着小帆船，我帮劈柴的日子标着“柴三捆”，老张赖账的半勾旁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倒像是用饭勺画的。
最珍贵的是张建军夹在中间的字条，烟盒背面写着：“小王的蒜苗炒肉火候欠三分，下次猪油要烧到冒青烟。”
字迹歪扭，却比任何书法都耐看。
最后一次在老食堂吃饭是个多云的午后，谢师傅特意杀了只鸡——那是黄阿姨从老家带来的下蛋鸡，此前总在厨房角落“咕咕”叫。
搪瓷盆里的香菇炖鸡咕嘟冒泡，油花裹着鸡肉香，把晾在绳上的白大褂都熏得暖烘烘。
老张突然站起来，把搪瓷缸往桌上一顿：“谢师傅，您给我们唱个《打靶归来》罢！”
去年他喝醉时，谢师傅曾哼过这调子，此刻歌声在梁柱间荡开，惊飞了檐角打盹的麻雀。
黄阿姨端来甜酒蛋，碗底沉着几颗枸杞，红得像是落进碗里的夕阳。
她挨个看我们：“小李的胃不好，莫要总吃冷饭；老张别老赊账，新食堂没人惯着你……”话没说完就转身擦眼睛，谢师傅的围裙角在灶台前晃了晃，像是要挡住什么，却挡不住我们看见他迅速抹脸的手。
饭后帮谢师傅收拾灶台，发现他橱柜里的宝贝：半罐我们送的豆瓣酱，用报纸包着的霉豆腐，还有个铁皮盒，里面码着用过的饭票——原来他把我们画的每道勾都留着，说是“等你们娶媳妇时，拿出来当贺礼”。
那些泛黄的纸页，竟比任何账本都珍贵。
搬家那日，谢师傅和黄阿姨执意帮我们搬行李。
老张的帆布包被谢师傅抢过去扛在肩上，露出里面塞着的半瓶红薯酒——去年冬天喝剩的，瓶身标签早已褪了色。
路过食堂门口的桂树时，谢师傅突然停住，从口袋摸出个塑料袋：“折了根枝条，新宿舍楼下能种。”
枝条上的切口新鲜，还沾着他掌心的温度，像是从他心口折下来的。
新宿舍的窗台确实宽敞，可第一顿在
